“人人可译”时代到来,翻译如何兼顾本意与诗意

??我们正处在一个翻译的时代。人人可译,借助拍照翻译,屏幕划词翻译,搜索引擎翻译等工具,不会外语的人可以轻松应对需要外语的场景;处处皆译,我们用的手机,电脑,护肤品等大都配有已翻译成多种语言的说明书,浏览的国际新闻大多也是编译过来的。翻译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。然而,人人可译,处处皆译的翻译质量如何?大量夹杂着英文词汇,复杂句法的欧化汉语,又会给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?

人们对“翻译腔”已经熟视无睹

??人人可译,处处皆译带来了即时翻译,快餐翻译。时效即生命。为了追求效率,我们往往不求甚解,只求大意。在外国餐馆用拍照翻译点餐,或是用屏幕取词翻译了解外语文献的意思,翻译工具的确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便捷。但如果翻译面向公众,譬如图书翻译,公示语翻译,新闻翻译,说明书翻译等,那就必须力戒这种大致翻译或机械翻译。这种大致翻译或机械翻译往往不够准确,措辞过于欧化,甚至夹杂着不少望文生义的错误。

??不少译者一见到“when”就翻译成“当”,习惯用“的”连接多个前置的修饰语;见到英语的被动语态就翻译成“被”字结构,于是出现了“当当不断”“的的不断”“被被不断”的问题。这种欧化的译法,余光中谓之“恶性西化中文”,其恶在于“化简为繁,以拙代巧”。倘若一部译作读来只见一片片拗口的长句,杂有“当当不断”“的的不断”“被被不断”,汉语的简约之美便无从谈起,也会影响读者的阅读。然而,很多时候人们对此习以为常,觉得译文本来就这样。可见,人们对带有“翻译腔”的译文,抱有集体无意识的容忍。这种容忍,意味着大家对“翻译腔”已经熟视无睹。

??中文欧化缘起于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,经历了推崇,反思,调和三个阶段,始终和翻译密切相关。傅斯年早在1919年就倡导“欧化的国语”。而胡适一方面主张文化全盘西化,另一方面却对现代汉语的欧化始终有所保留。鲁迅则认为“中国的文或话,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”,因此主张一种杂合的“欧化语体”。郑振铎,沈雁冰等亦主张语体或文法欧化。

??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二十年后,人们开始反思欧化的利弊。语言学家郭绍虞承认中文欧化对新文学有一定帮助,同时也指出过度欧化“终不免为行文之累”。在翻译实践方面,归化翻译重新开始盛行。比如,翻译家张谷若用“地道的中文”翻译《德伯家的苔丝》,将英文原作中的威塞克斯方言翻译成了土味十足的山东方言。翻译家傅东华翻译《飘》,把人名地名都中国化了。

过度欧化的直译是对原文的假忠实

??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自20世纪80年代起,随着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到来,翻译中的欧化之风再次兴起,且一直持续至今。这引发了不少学者的担忧,认为“翻译腔”带来的欧化句式会严重影响汉语的纯洁性。

??翻译中的中文欧化问题与英语作为全球通行语言密切相关。世界上讲汉语的人最多,可与英语相比,汉语是较少被翻译成外文的语言。据国家版权局统计,2019年我国共引进图书版权15684项,其中英美两国图书引进7643项;同年输出图书版权13680项,其中汉语图书输出到英美1107项。2019年我国英美图书引进数量是汉语图书输出到英美的7倍左右。总体来看,我国图书输出和输入的逆差在缩小,但汉语图书的译出与英文图书的译入逆差极大。

??外语的输入,带来的不仅有新观念,新技术,更有外国的文化。随着英语在世界各地的传播,不少学者担忧,大量欧化的词汇句法会冲击本土语言生态,可能造成本土语言慢慢丧失自身特性,失去被翻译的可能,从而弱化本土语言在全球语言生态中的地位。人们也担忧,大量欧化的语言会污染纯净的本土语言,造成语言的殖民。这些担忧有一定道理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发布了《世界濒危语言地图》,全球大约有6500种语言,其中将近一半处于濒危状态。另据一些语言学家估计,大约每隔一周,世界上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。

??不过,人类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,而交往交流交融又离不开翻译。只要翻译存在,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就不可避免。就我们国家而言,汉语受到英语等其他外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,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杞人忧天。

??语言自有其净化筛选的内在机制,它会在与其他语言的交流中,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。譬如,一些从外语中翻译过来的词汇已经变成汉语的一部分,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它们来自外语。汉语人称代词有性别之分始于1917年,受英语影响,出现“他”“她”“它”的单数人称代词,后来又受法语影响,出现对应的复数形式“他们”“她们”“它们”。至于句式方面,“之一”“与其说,不如说”等外来句式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,增强了汉语的逻辑性,严密性。总之,从外语中引进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大大增强了汉语的包容性。

??至于人们担心的汉语过度欧化的问题,除了有译者翻译能力不足的因素,主要还是由于文化交流的失衡。因此我们反对的不是有益于语言和文化发展的欧化,而是过度欧化。过度欧化的文体大量使用“被”字句,过多使用抽象名词,连接词,复制原文的长句结构,往往长篇累牍,行文生硬,甚至逻辑混乱。这种所谓的直译,是对原文的假忠实,亦即钱锺书先生所批判的,可以列为“撒谎表”。

结合具体语境选择合适的翻译技巧

??语言文字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。翻译从本质上讲是两种语言,文本,文化的对话。译者带着自身的历史视域,走进源语文本的视域,在跨越时空,跨越文化的对话中,两种视域得以融合,从而产生新的意义。因此,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问题,更是一个文化问题,它与本土文化建构息息相关。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,译者须以本土文化建构,传播为己任,结合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具体语境,依据读者对象,文本类型,翻译的方向(译入还是译出),正确使用翻译技巧。

??其一,译者在翻译之前,应弄清楚文本属于哪个类型,谁来阅读文本等基本问题。鲁迅曾经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提出“硬译”,译文带有明显的“翻译腔”,但并非他的所有译文都如此。他考虑到文本功能,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的差异性,在翻译文艺理论时,针对受了良好教育的读者,采用“硬译”的翻译策略,而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则以意译为主。

??其二,要视翻译的方向是“外译中”还是“中译外”而采取不同的翻译方式。针对翻译理论学家韦努蒂为阻抗英语文化霸权所倡导的异化策略,爱尔兰学者迈克尔·克罗宁认为,为了保存爱尔兰语的特性和差异性,应该用地道的爱尔兰语翻译英语文本,用阻抗式,带有爱尔兰语特征的英语翻译爱尔兰语文本。同样,译者在将英语文本翻译成中文时,必须根据具体情形,合理决定译文“翻译腔”的程度。一方面,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文化,体现中国文化的包容性,在“英译中”时用带有一点“翻译腔”的译文呈现他者文化的新和异;另一方面,为了保持汉语文化的独特性,应该避免低级负面的机械“翻译腔”,根据译文功能,文本类型,读者对象等的不同减少对欧化句式的使用,并对原文中的错误价值观予以修正。

??总之,语言和翻译从来不是价值无涉的透明之物,带有“翻译腔”的译文在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承担的是特定的文化政治任务,而在当下全球化的背景下,译者须从文化战略的高度,综合考虑影响翻译和文化的诸种要素,采取最适当的翻译方式,在翻译中推动本土文化的建构和传播。

??(作者:于德英,系鲁东大学教授,本文为山东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基于哲学思维方式的中西译论比较研究”的阶段成果)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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