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辑做到极致就成为大家——读《理想在潮头:给青年编辑》

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数十年的编辑出版实践,足以证明他是一位把编辑做到极致的大家。日前,他专为青年编辑撰写的《理想在潮头:给青年编辑》一书,与读者见面了。读罢,我感慨颇多。

  我以为陈昕写给青年编辑的文字可以分为“道”和“术”两个方面。“道”是“术”的基础,前提,皈依,“术”是“道”的表现,实现与产物。就像先贤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写道的:“才者,德者资也;德者,才之帅也。”“德”和“才”的关系似也可以看作是“道”与“术”的关系。陈昕同志没有泛泛地讲“道”的问题和“术”的问题,他完全是以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编辑出版实践来展开其间的关系的。他写给青年编辑朋友的文字,不但具有深刻的理论性,而且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引领性。

  那么,什么是编辑出版人的“道”呢?陈昕同志说,1977年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,由于他在部队是报社的优秀通讯员,复员时便被安排到上海市出版局,先是在组织处任干事,后经他的争取,去资料室当了资料员,同时编辑内刊《编辑参考》。在常人眼里,资料室只是一个角落,然而这个角落却成为他的“大学”。学林出版社成立后,他被调入,成为一个经济学编辑。从那时起,他就选择(编辑)出版事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,因为在他看来,(编辑)出版是人类最神圣,最美好的职业,它是人类冲出黑暗和蒙昧的“火把”,(编辑)出版人就是一批高擎着火把的人,他们引领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和品质,直接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建构。而后,上海出版界100多年形成的传统和作风熏染了他,老一辈编辑家,出版家的学识,胆略和智慧浸润了他,他们的言传身教鞭策了他,使他对编辑出版工作有了最初的崇高感和神圣感,对出版的地位,价值和功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。这些成为他努力践行“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”的使命和追求的最好的注脚,成为他“潜入历史,化作永恒”理念的最科学的诠释。这可以看作是他40年来献身给编辑出版事业不断修炼的职业之道。

  “道”的修炼其实和“术”的造诣是相辅相成,相促相生的。这里先不谈陈昕同志对于一个出版社的治理之术,对于一个出版集团的治理之术,对于整个行业的治理之见,仅就他作为一个编辑而言,他的术也是值得青年编辑朋友梳理,学习和悉心揣摩的。

  初创新社与初入行业,编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,你是否很快地具有一定的作者资源。陈昕同志与许多新编辑一样最初热衷于向名家大师组稿,为此他还建立了一本细账,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,组稿收效甚微。于是他的“道”鼓励他,另辟蹊径,以新求新(以新编辑求新作者),他将眼光更多地瞄准甚至锁定在经济学等领域的学术界新生代上。用他的话讲:“倾心于那些未来十年,二十年后的学术大师。”而这些思想新锐的学术新生代,缺少的不是睿智和见解,缺少的恰恰是通过出版被社会认识,接受的条件与影响,于是编辑与作者一拍即合,就有了为中国早年改革开放提供重要理论引领的“青年学者丛书”。于是,编辑的“另眼相看”,助推一把,就让青年学者心中燃烧起巨大的学术自信,树起高高的学术桅杆,鼓起丰满的奋斗风帆,迅速脱颖而出,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骄子。于是,未必要粘着已有成就的大家,而是要移师成长性良好的青年学子(主要是通过调查研究,包括从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了解情况,发现新人),就成为有作为编辑的进阶之术。

  丛书战略是编辑之术又一条重要内容。陈昕同志从一踏入编辑这个行道,就开始策划丛书,有体现犀利锐气,独到见解和严谨学风的“青年学者丛书”,有兼顾学术思想启蒙和学术深耕的“当代学术思潮译丛”,有服务于香港回归和“一国两制”的“走向1997的香港经济丛书”,也有突破传统经济学局限性的“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”。最难能可贵的是,这些丛书大都有几十年的生命周期,有的至今还在出版,成为著名的品牌。看来,丛书战略和名编辑的成长也是互相支撑,互相推动的。考察一下编辑史,几乎有成就,有名望的名编辑与名出版社,都有丛书战略的不断涉及和推行。

  陈昕编辑之术的第三款,我认为可以表述为向专业型迈进,形成专注性的坚定,成就专门家的美名。我一直主张编辑要与作者共成长,与作品共成长,与名作者和名作品共成长。主观上要有这样的目标设计与追求,客观上要有如此这般的认可与默契。最初你只是站在作者和作品之外的一个编辑,渐渐地你向作者学习,向作品问津,逐步成为进入作者心灵世界和进入作品思想境界的一位专家或学者,你不仅没有浪费和错过阅读作品,问学作者这样的机会,反而充分地利用和借助这种机会,钻研性地学习,与作者进行深邃的交流,于是编辑做到极致就成为一位大家。一直在做经济学领域编辑的陈昕同志,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,特别是一位出版经济学家。他已经从最初信心不足地求助于大牌,顶级的经济学家,华丽转身,自己也成为一位底蕴深厚的经济学家。他关于出版业滞胀问题的研究,关于图书价格体系的研究,关于出版物市场因素的研究,关于数字转型边际效益的研究,关于出版社转企改制问题的研究,等等,都在我国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。这些在业内广受认可的研究,的确是“有准备的心智”与“有谋划的战役”之产物,之结果。

  如果说陈昕的编辑之术还有第四款的话,那就是他对写好审读报告的坚守与超越作者原有高度与深度的追求,这些审读报告有相当一部分转型为书评文章。他告诉我们,他已养成一种“刻板”的工作习惯,读每一部书稿都必须认真撰写审读意见,决不马虎。图书出版后,他会将审稿意见改写成书评送报刊发表,“算是尽一份责任编辑推广宣传的职责”。即便在他作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的年份里,他每年也要亲自审读20多种图书,并且坚持写审读报告和书评。不仅如此,他还特别注意研究书评的写作规律。一是处理好对于书稿的“感”与“评”的关系,二是处理好书评的思想与文字的关系,三是处理好“聚焦”与“升华”的关系,争取达到书评的最高境界,超越作者原有的高度与深度。

  由于叙述的必要,我在这里将“道”与“术”分开来描述,但其实在一个编辑大家那里,两者是充分地融于一体的。我惊叹,“道”与“术”在陈昕的编辑出版生涯里结合得如此惟妙惟肖,如此别具匠心,道深术精数陈昕。

  (作者:郝振省,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)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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